周国平：救世和自救

　　周国平：救世和自救

　　精神生活的普遍平庸化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明显事实。这个事实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一个人并不需要有多么敏锐的心灵，就可以感受到了。其主要表现是：一、信仰生活的失落。人生缺乏一个精神目标，既无传统的支持，又无理想的引导。尤其可悲的是，人们甚至丧失了对信仰问题的起码认真态度，对之施以哄笑，以无信仰自夸。二、情感生活的缩减。畸形都市化堵塞了人与自然的交感，功利意识扩张导致人与人之间真情淡薄。情感体验失去个性和实质，蜕化为可模仿的雷同的流行歌词和礼品卡语言。三、文化生活的粗鄙。诉诸官能的大众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娱乐性传播媒介冒充为文化主流，绝无文化素养的记者和明星冒充为文化主角，几有席卷天下之势。

　　毫无疑问，对于这种平庸化现象，凡注重精神生活的人都是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的。不过，其中又有区别。据我观察，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他们的反应又因性情和观念的差异而有区别。大抵而论，宗教和道德型的人主要表现为愤怒，视这个世道为末世，对之发出正义的谴责乃至神圣的诅咒，欲以此警醒世人，寻回盛世，或者--审判世人，以先知的口吻预言某种末日审判。张承志是当今最典型的代表。理智型的人主要表现为忧虑，视这个世道为乱世，试图规划出某种救世方案，以重建精神生活的秩序，恢复或营造他们心目中的治世。相当一批人文学者正在为此竭精殚虑，摇唇鼓舌。不论愤怒还是忧虑，救世是共同的立场，所以我把两者归作一个类别。

　　另一类人是比较个人化的知识分子，相对而言，他们没有太直接的救世抱负，而是更加关注自己独立的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活动。他们对于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的精神平庸化过程同样反感，但似乎不像前一类人那样有切肤之痛，如坐针毡，为之寝食不安。由于他们更多地生活在一个相当稳固的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隔膜于或超脱于他们所反感的那种外部变化了。他们的反应主要不是愤怒或忧虑，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近乎宽容的淡漠和蔑视。属于这一类的大抵是一些真正迷于艺术的艺术家，真正迷于学术的学者，以及执着于人生和人类根本问题之思索的哲人智者。在这样的人看来，末世论或乱世论似乎都有些危言耸听，这个世道和别的世道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是一个俗世罢了。时代变迁，俗的表现形式相异，或官或商，无精神性则为一。所以，他们始终与俗世保持距离，而把精神上的独立追求和自我完善视为人生在世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此意义上，他们的立场可归结为自救。

　　当然，上述划分只是相对的，毕竟可能有一些个人性和社会性皆很强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自救和救世的立场会发生重叠。我无意在这两种立场之间评优劣，以我之见，真诚的救世者和自救者都是宝贵的，我们之缺乏有感召力的传道士和启蒙思想家，一如缺乏埋头于自己园地的耕耘者。不过，就目前而言，说句老实话，我实在听厌了各种名目的文化讨论，从这些热闹中只听出了一种浮躁和空洞。无论是标榜为"新国学"的复古主张，还是以"后现代"名义装饰现状的学术拼贴，事实上都没有提出切实的救世良策，很可能只是成全了个人的一种功利欲望。至于种种关于"文化失落"、"人文精神失落"的喟叹，透出的多是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宁愿为自救的立场作一辩护，尽管真正的自救者是不需要任何理论上的辩护的。

　　一个人立志从事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的事业，应该是出于自身最内在的精神需要。他在精神生活的范围内几乎一定有很重大的困惑，所以对于他来说，不管世道如何，他都非自救不可，惟自救才有生路。可是，在精神生活与世俗的功利生活之间，他的价值取向是明确而坚定的，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困惑。张三不耐贫困，弃文经商，成了大款，李四文人无行，媚俗哗众，成了大腕，这一切与他何干?他自己是在做着他今生今世最想做、不能不做的一件事，只要环境还允许(事实上允许)他做下去，何失落之有?立足于自救的人，他面对外部世界时的心态是平静的。那些面对浮躁世态而自己心态也失衡的人，他们也许救世心切也心诚，但同时我又很怀疑他们自己内心缺乏精神生活的牢固根基，要不何至于如此惶惶不安。

　　在当今时代，最容易产(信念："这里无所谓精神的死亡或新生，因为它的光明从未消失，它只是熄隐了又在别处重新闪耀而已。"于是他就不会在任何世道下悲观失望了，因为他知道，人类精神生活作为一个整体从未也决不会中断，而他的看来似乎孤独的精神旅程便属于这个整体，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之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