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莹：想念杨蕾

　　杨莹：想念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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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1日，美国被恐怖分子袭击了，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杨蕾，想确切地知道她在不在纽约或华盛顿。但我却无法与她联系。

　　其实，有时在白日里，我坐在办公室里，也会想到杨蕾。

　　每天做完必须做的事情后，内心那些太多的被压抑的东西变成一种隐隐的莫名的烦恼，折磨着我。我每天不同程度地感受着文明。但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周围的人格泯灭和真情沦丧。在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下，有点透不过气来的竞争氛围，使得本来都还善良的人互相猜忌，今天说过的话，流露出的弱点，明天就可能成为别人打击你的最有力的下手处或打你最疼的地方。谁和谁之间都有所保留。在这种环境里，在真实与虚伪的惶惑里，本来就因懒而持与世无争态度的我被逼得不得不多留意学习一些“自卫”且不得罪人家的心眼儿。有时，我被一些拍马溜须的人把玩掌中，心里被一种黑色嘲讽覆盖，我感觉活得很烦很累，还有一种悲哀和痛楚的感觉。我不管怎么努力还总是与周围格格不入。我痛苦地寻找着原因。是人们在浪漫精神越来越失去的社会中变得越来越实际么？一种烦躁影响着我内心的宁静。我一直渴望得到宁静，而宁静总只存在于烦躁之间的间隙中。

　　我把这种感觉说给一位与我个性很相似的女同事。她说，在我们工作的这座现代化大楼里别想找到一个能真正交心的朋友。她这样说是因为她即将要离开这座大楼去别处谋生。这时我想到了也曾是我同事的杨蕾，我们曾同在一家报社共事。那时，我们起码还能说说心里话，说说诗歌之类的文学话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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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蕾与我，似乎有一种缘分。我们是同一年出生的，名字也很相近，又都长着一张圆脸；我们的性格、心性也很近似，都很情绪化，都傻得让聪明人觉得有点可怜；都有一颗敏感的心，而且是像法国作家司丹达尔说的那样过分——在旁人只擦破一点皮的事情，都会使我们流血不止；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股驱散不开的浪漫魔影在作怪，随时随处对生活充满着爱，刻意营造的一种美丽，却总被人笑了去；我们都坚信坚贞的爱情，忠贞的友谊，三十几岁的人了，说来还是那样的可笑，还时而陶醉在一种自己想象的浪漫得近乎单纯的爱情；我们都很喜欢诗歌，命运把我们带到老诗人沙凌老师的身边。在一段时间里，人们常常会把我们搞错。

　　与杨蕾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西安市文联主办的杂志《长安》的编辑部里。那是1983年的一天下午，我随意地翻看着放在沙凌老师办公桌上的一本诗歌剪报本。本子很厚很大，贴有十几个码的整张，无论从贴的水平看还是从剪的水平看，都不怎么样。不知那边儿是用手撕出来的，还是用剪子剪出来的，豁豁拉拉，这些都影响着我的“第一感觉”。我一边翻一边自语：“这是啥诗吗！谁写的？”旁边一位穿着学生裙的女孩儿轻快地答道：“是我写的。”两人一时很尴尬。

　　后来，沙凌老师不客气地要求我“谦虚点”，并给我和杨蕾安排了一次走近对方的机会。

　　那天，沙凌老师交给我了一张字条，让我下午去一个地方。字条上写着：“钟楼饭店XXX房间牛汉”。沙凌老师让我去的时候带几首我的诗作。后来我才知道沙凌老师的这位好朋友，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提到的赫赫有名的“七月派”诗人牛汉，现在想来那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

　　我到那儿的时候，杨蕾已经在那儿了。

　　牛汉老师看了我写的诗，说了几句表扬、鼓励的话后，又说了几句让我和杨蕾都很丧气的话。他说：“你和杨蕾一样，现在都得注意——离妈妈远一点。我说的妈妈是指……”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才真正感觉到牛汉老师的那些话对当时的我俩来说是一针见血，说得十分及时，对我俩后来的成长十分重要。

　　那天，我和杨蕾在牛汉老师那儿呆了整整一下午，从饭店出来时，我俩已经比较熟悉了。

　　刚开始学着给自己化妆的她，这时顾作老练地指导素面朝天的我：“你的脸有点发黄，应该用用粉底霜。”我也着实太土，当时怎么也搞不懂什么叫粉底霜。

　　她告诉我她心爱的小狗死了。我说我养的狗儿兔儿现在都活得很好，问她要不要抱去玩玩。她伤心地讲着掩埋她的那只小狗的情形。我快乐地对她回忆着我和我的小狗、小兔子在一起的情形。

　　我们在钟楼旁的一个照相馆合了影。不料，再次走到大街上时，天突然下起了雨。我俩只有她随身带的一顶用来遮凉的手编草帽。她让给我戴，我坚持让她戴。最终，我俩谁也没有戴它。两个人在雨地里快乐地奔跑，碰到公共汽车就钻上去，下车后又在雨中“散步”。当走到她的宿舍时，我们已经成了两个落汤鸡了。我们换了衣服出去吃饭时，雨彻底停了。换了装的杨蕾，引起周围行人的回眸。在别人看她时，我也禁不住侧过脸看她：白色的喇叭长裤，红色的飘带纱衣，靓丽、飘逸、耀眼。

　　3

　　杨蕾和我一样爱吃水果。她吃水果的时候，很顽皮，总要把果篮里每一个果子都捏一捏，有时还要把几个都咬一口而多吃多占，最不可思议的是此时那张冲着我笑的圆脸很像正在唱甜歌的邓丽君。她一边吃一边与我对话：

　　“经常有人把我认作你。”

　　“也经常有人把我认作你。”俩人灿烂地毫无保留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

　　“你就是那个‘幼儿教师’吗？”我学着别人问我话时的样子。

　　“你就是贾平凹文章里的那个‘缨宁’？”她说话时似乎有点嫉妒的样子。

　　我说她长得更像一只美丽的狐，于是，她便以美狐自居露出妩媚的一笑，说她喜欢狐。于是，我们想起那个喜欢狐狸的鬼才作家，当下约了时间去探望贾平凹先生。

　　记得一次去贾平凹先生家时，我们约了在西北大学门口见面，我比她早到了二分钟。我站在大门口，远远地见她乘了一辆新得发亮的电动三轮“摩的”而来，她仍是那件飘带红纱衣。她将那辆长长的敞篷“摩的”映衬得十分漂亮甚至有点摩登。“摩的”嘎然停在我的身边，只见红衣少女轻盈地从红车上飘了过来。当时我一见那样子就笑了出来，她也笑了，我们的笑声引来路人的好一阵回眸。

　　那种开心的傻笑后来很少有了。我们都无法拒绝地长大了。

　　人这种高级动物很怕孤独，有时需要一个伴儿。我们除了打电话，有时也写写信，但她的信总很简单，字也写得歪歪扭扭。后来她简直懒得写那歪歪扭扭的信了，只是到了周末有点难熬时，她就会带一个简单的包儿，里面夹裹着两件衣服和梳妆用品来找我。

　　有时，在我家里呆得有点发闷，她便会给我老公留张“借条”，上写着“借你老婆XX小时”之类的话。这时，我们会一起去安危、陈长吟、安黎、朱鸿、孙见喜等朋友那里聊天。我们那阵子总不拆伴儿，有人开玩笑：“你俩怎么总是一起来，也不给我们与其中一个单独谈话、交流文学的机会。”

　　她的话语与思维一样是跳跃性的，是诗性的。别人大段地说话时，她在一边听，冷不丁来上一句半句，却很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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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在《侨声时报》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可谓她闺中无话不谈的密友。我在这段时间里才对她的内心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当然，也有苦涩的笑和发自内心的深深叹息。尽管向我描述时都是随意而轻松的口吻，我也能感到其中的不轻松。她曾爱上了一个中年人，她去了他的那个城市。他的妻子和妻妹在街上截住了她。这时，好莱坞里的镜头出现了，突然来了一个骑摩托的小伙子，只见这位“两肋插刀”与她素未相识的陌生人，情急中不问三七二十一，对她喊道：“快！上车！”就把她带走了，直把她带到了他认为安全的地方才让她下车。我以为她与这个小伙子会有故事。然而，没有。于是，我认为她是有“恋大男人”情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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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身上有种淡淡的，而又沉重的忧伤。来自生活中俗气感的压抑加上爱情的幻灭，足以摧毁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女人。

　　“他不敢再爱我了，反正他不再爱我……”

　　“他虽爱着我，但我并不觉幸福……”

　　“爱情怎么这么难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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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名家的话竟如此自然地从我们的口中流出。

　　意识流一样的对话后，总有一会儿静静的沉默与感伤的情调。她虽然没说出心底那种荒漠一样的感觉，但我已经感觉到了，隐藏着的一份没有归属感的孤单，无法掩饰。从那双迷惘的眼神里仿佛看到了一个纤弱的身影在一片情感的沙漠地带疲惫地寻找着绿洲。感情问题得不到解决，对她这样一个外表开朗、洒脱，内心却极敏感、脆弱的女孩，一个纯情的青年女诗人来说，活下去都是个问题。也许有人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可真有这样的人，就在他们正为他们的事业或某个目的发狂地拼搏时，我们的这位女诗人还在“死亡线上”——仅仅为了活着——当然不是那种一般意义上的生存而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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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两个朋友看着我说：“这女子不错，是个好人！”“就是有点傻。”看来傻无疑是一种缺点。是的，谁也不愿与傻人交朋友或一起做生意，谁不怕“近傻者愚”，谁不怕跟着傻人一起做生意赔钱？

　　杨蕾多情而善良，内心单纯得像个孩子。一种宿命的感觉紧紧地俘获了她。她无法变得没有感情，没法不善良。也有人说她很傻。一位青年教授说这种人不是傻，而是“傻傻”。

　　是否真性情的人，都很傻，都活得那么痛苦吗？你看她，她竟认为世间最宝贵的是感情。所以，她格外珍惜得到的真感情，哪怕他是一个有妇之夫。

　　想念杨蕾是因为和她在一起，我很舒服，我们谁也不笑谁傻。工作这么多年了，仍然像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对“名次”什么的没什么感觉，对一切都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永远只有心情和情绪最重要。是啊，没有好心情，什么事也做不成，就这样，我们是靠一种情绪、一种精神——已经说不清是一种什么精神活着的人。总之，我们在沉迷着什么，喜欢着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不痛苦地活下去，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我们认为只有人格独立了，才可体会到做人的快乐，只有感觉到快乐，才觉得活得像个人。

　　生活中的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把诗性精神引领到自己的各个意识角落，乃至天真地把它引入人际关系、工作环境中，这怎能不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烦恼和懊丧呢。诗歌的精神永远是崇高的，诗人的精神永远是崇高的，而现实总是拖泥带水、浑浊混沌的。

　　早该成熟了，却迟迟不见成熟，连自己都着急。

　　着急后还是不见成熟，急也无用。更是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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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刚向圈内人宣布她与一个美国青年结婚的信息时，曾有人说，杨蕾嫁给美国人好，如果她嫁了中国男人，就把她这一生给毁了。我似懂非懂。但她终于勇敢地把自己嫁出去了，而且是嫁给了一个优秀的很爱自己的男人。

　　杨蕾的丈夫是美国人，英俊而富有，比杨蕾小几岁（这时我又明白了，敢情她并不只恋大她岁数若干的男人），最重要的是他很爱杨蕾。他叫麦克，杨蕾叫他“傻老美”，因为他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穿46码的鞋子。但他并不傻，他和安黎打麻将他总是赢。

　　杨蕾1997年到华(www.lz13.cn)商报社来办离职手续时对我说，她正在办赴美的手续。由于当时没时间细说，她就认真地对我说，她一到美国就会给我写信，告诉我她在那里的地址。

　　然而，四年过去了，我没有得到她的一点消息。每每想到她，总有点想埋怨的感觉：她一定是把我给忘了！

　　后来，当别的朋友,包括贾平凹、陈长吟、安黎、朱鸿、安危、马珂等在我这里打听她的消息——杨蕾现在在哪儿呢，她现在干啥，她过得好不好之类的问话时，我这才知道，她这一走，给谁都没来过信。到底她到了美国没有，在那里生活得怎么样呢？想的次数多了，真有点不放心起来，想的次数多了，简直成了一种怀念，想起她在西安时给我留下的种种美好记忆来。

　　我想念杨蕾，是怀念曾经与她一样有过的纯真而浪漫的时光和那种浪漫情怀，怀念生活中已离我们越来越远的那种诗意和想象力。

　　杨蕾，你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