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移家天津
一九四九年一月,我随《冀中导报》的人马,进入天津,在新办的《天津日报》工作。很多同志,都有眷属。过了春节,我也想回家去看看。还想像来时一样,骑那辆破自行车。
可是没走出南市,我就退回来了。一是我骑车技术不行,街上人太多,一时出不了城。二是我方向也弄不清,怕走错了路。我到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河间的票,第二天清晨上车,天黑了才到河间。河间是熟地方,我投宿在新华书店,先去雇了一辆大车。第二天车夫又变了卦,不愿去了。我只好步行到肃宁,那里有一个熟识的纸厂,住了一宿,再坐纸厂去安国的大车,半路下车,走回老家。
这次回家,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把二女儿带出。先由她舅父用牛车把我们送到安国县,再买长途汽车票。那时的长途汽车,都是破旧的大卡车,卖票又没限制,路上不断抛锚。二女儿因为从小没有跟过我,一路上很规矩,她坐在车边,碰掉一个牙齿,也不敢哭。
到了天津,孩子住在我那间小屋里,我白天上班,她一个人在屋里,闷了就睡觉,有一天真哭了。我带她去投考附近的一所小学,老师随便考试了一下,就录取了。
以后,母亲随一位要去上海的亲戚,来天津一次;大女儿也随她堂叔父从河道坐船来天津一次,都住在我那间小屋里,都是住上十天半月,就又回老家了。
第二年春天,才轮到我的妻子来。我先写了一封信,说是要坐火车,不要坐汽车。结果她还是跟一个来天津的亲戚,到安国上的长途汽车,也是由小孩的舅父套牛车去送。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会跑,一个还抱着。车上人很挤,她怕把孩子挤坏,车到任邱,她就下车了,也不知道,任邱离天津还有多远。
那个带她们的亲戚,到了天津,也不到我的住处,只是往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说:
“你的家眷来了。”
我问在哪里,他才说在任邱什么店里。
我一听就急了,一边听电话,一边请身边的同志,把店名记下来。当即找报社的杨经理去商议。老杨先给了我一叠钞票,然后又派了一辆双套马车,由车夫老张和我去任邱。
我焦急不安。我知道,她从来没出过远门。只是娘家到婆家,婆家到娘家,像拐线子一样,在那只有八里路程的道上,来回走过,身边还有两个小孩子。最使我担心的,是她身上没有多少钱。那时家里已经不名一文,因此,一位邻居,托我给他的孩子在天津买一本小字典,我都要把发票寄给人家,叫人家把钱还给家里用。她这次来得仓促,我也没有寄钱给她们,实在说,我手里也没有多少钱。
不管我多么着急,大车也只能明天出发,不能当晚出发。
第二天,车夫老张又要按部就班地准备,等到开车,已经是上午九点了。在路上打尖时,我迎住了一辆往南开的汽车,请司机带一个纸条,到任邱交给店里。后来知道,人家也没照办。
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才到了任邱,找到了那家店房。妻和两个孩子,住在店掌柜的家里。早有人送了信去,都过来了。我要了几碗烩饼,叫她们饱吃一顿。
妻一见我,就埋怨:为什么昨天还不来。我没有说话。她说已经有两顿不敢吃饭了,在街上买了一点棒子面,到野地去捡些树枝,给男孩子煮点粥。
她去和店家的女主人说了说,当晚我也和她们住在一起。
那时老区人和人的关系,还是很朴实的。
第二天一早,告别(爱情。
她来时,家里只有一件她自己织的粗布小褂,也穿得半旧了。向邻家借了一件旧阴丹士林褂子,穿在身上。到了天津,我去买了两丈蓝布,她在我屋里缝制了一身新衣。
我每天上班,小屋里住了一家四五口人,不得安静。几口人吃公家的饭,也不合适,住了大约有半月时间,我就叫她回去。先是说跟报社一位同志坐火车走,我把她们送到车站,上车的人太多,太拥挤,怕她带不好孩子,又退票回来了。过了几天,有《河北日报》的汽车回去,她们跟人家的车,先到保定,在那里工作的熟人,照顾她们,给雇了一辆大车,回到家里,正是麦收时候。
又过了半年,报社实行薪金制,我的稿费收入也多些了,才又把她们接出。稍后又把母亲和大女儿接出,托报社老崔同志,买了米面炉灶,算是在天津安了家。
我对故乡的感情很深。虽然从十二岁起,就经常外出,但每次回家,一望见自己家里屋顶上的炊烟,心里就升起一种难以表达难以抑制的幸福感情。我想:我一定老死故乡,不会流寓外地的。但终于离开了,并且终于携家带口地离开了。
198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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