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成东青，我是俞敏洪

　　我不是成东青，我是俞敏洪

　　去年，一部《中国合伙人》让更多的中国年轻人认识了俞敏洪。很多人都以为电影中的成东青就是我。然而，我不是成东青，我是俞敏洪。我的故事是这样的。

　　我是北大二流毕业生

　　在两次高考失利后，我于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其间患病休学一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北京大学英语老师。1991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辞职，进入民办教育领域，先后在北京市一些民办学校从事教学与管理工作。

　　在《中国合伙人》中，成东青为了能追到法律系的第一美女苏梅，先是爬上电线杆制造浪漫，而后在未名湖中划船表白……回顾我的感情生活，却要惨得多。在4年的大学生活中，我没有谈过恋爱。北大4年，没有一个女孩子爱我。

　　很多人都认为我的记忆水平很好，能记住三四万个英文单词，能把《英汉双解词典》背下来，目前为止应该还有两万个左右的英语单词在我头脑中，但那是我跟时间搏斗的结果。我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坚韧不拔地背，墙上到处贴的都是单词。

　　当你不够聪明，你要做的就是如何用时间换取你的智慧和才能。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别人在一个星期内能把一本书背完，你可能需要两到三个星期。这里有记忆能力上的差别，也有智商的差别。

　　我背课文背得慢，但背得慢的好处是忘得也慢。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我的同学都要重新背课文，我就不用背，因为每篇课文我都能立马背出来。在记忆学上有一个原则，速度与遗忘成正比。一篇课文你如果一天背出来了，一个星期后一定会忘记；但是你如果一个星期背出来，可能一年以后才会忘记。

　　但实际上，我在北大一直挺自卑的，从进北大到出北大的11年间，我一直生活在自卑里。但是自卑也有好处，在自卑中我学会了“察言观色”的能力，自卑就要看人脸色，因为我不相信自己，总要揣摩别人是怎么想的，因此看到别人的眼神、动作，我就会琢磨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后来我发现，这个用在管理中非常有效，管理中就得揣摩员工想要什么，要揣摩与员工的关系怎么发展。

　　从北大毕业的时候，我的成绩并不好。当时我期待离开北大，因为在北大从来没好过，同学们从来没有重视过我，也找不到对象。我填的工作志愿全都是北大以外的单位，但是最后我被北大留了下来。为什么呢？原来成绩好的同学都去了外交部、中国日报社那样的好单位。当时北大刚启动公共英语培训，从本来只有英语系的人要学英语扩展到全北大的每一个学生都要学英语。北大英语老师的缺口很大，结果我就被留下来了。

　　交一个总是打击你的朋友，其实很重要

　　虽然我没什么本领，但是我交到的朋友都是水平比我高的人，从这些朋友身上，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新东方的另三位创始人中，王强是我当时班上的班长和团支书，徐小平是我当时西方音乐史的老师，包凡一睡在我的上铺。

　　我为什么与他们交朋友？

　　首先，这三位人品很好，这是前提。

　　其次，他们三位在某一领域都比我强。比如王强在很多方面天分都很高，模仿能力强，说中英文的水平极高，在北大广播站当了四年站长。这些我都学不来。但我学到了他的读书劲头。

　　他在北大时把自己的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饭菜票，一半买书。就算他把饭菜票全都用光了，他也不会动用买书的钱。如果实在没有饭菜票，他就借。我觉得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我当时拿国家的助学金，每个月22元。我也把钱分为两半，11元用来吃饭，11元用来买书。我不大懂得买书，所以当时就跟着王强，他买什么书我就跟着买，从此养成了买书读书的习惯。

　　包凡一跟我一个宿舍，我从他身上学到了最重要的东西，完全是塑造我人格的东西。包凡一是极具自我批判精神的人。他的父亲是浙江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教授，所以他的古文是非常好的。据他自己说，5岁就能把《离骚》背下来，8岁就能通读《金瓶梅》。一个8岁通读《金瓶梅》的人到了18岁一定就把人生看穿了，具有了自我批判精神。包凡一是一个能把自己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缺陷全部暴露在你面前然后让你审视的人，这需要极大的勇气。(诗歌的总量来说我写得很多，写了600多首诗，但是没有吸引到一个女孩子，也没有发表过一首诗。

　　我们班当时有的同学很有才华，很会写诗，还开了个人诗歌朗诵会，我也去听，朗诵完了以后发现“哗啦”一下，五六十个女孩子追着这些诗人们走，结果我就追着五六十个女孩子走……

　　我是个非常蹩脚的诗人，如果我当初写诗成功了，也许就不会放弃文学了。但现在回想起来，当个蹩脚的诗人也有好的一面，为什么呢？因为终于发现自己不是那个料，所以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啊！